我们最近做了一本极具设计感的书，即使在好书如云的书展现场，它依然令很多人眼前一亮。
它的外封巧妙地采用了从中间打开的形式，封面上那一道立体化的“裂痕”，仿佛一道被巨力撕开的地表……而且，裂痕别有深意。
北大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新作
它与书名《巨灵擘地》息息相关。“巨灵擘地”一词取自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原本指神话中分山开地，而在本书中则象征着近代殖民帝国对全球空间的瓜分与重塑。
那道裂痕，是帝国巨灵以权力与资本之手撕裂大地的隐喻，也象征着知识与话语体系被霸权力量重新划界。这个“巨灵”在今天并未远去，阅读这本书时时能感受到来自历史与现实深处的震颤。
一、“巨灵”如何擘地
一段并未远去的历史
“门罗主义”这个词或许令你感到陌生，它并不像“冷战”等词那样频繁出现，但在近两百年世界秩序的变迁中，门罗主义却是一只隐形的巨灵，悄然塑造着大国关系和全球格局。
最初，这一理念只是美国总统门罗为防止欧洲列强染指美洲而划定的“势力范围”，但其背后的逻辑远非一纸声明那么简单。伴随着美国国力的壮大，门罗主义逐步成为美国区域乃至全球霸权的思想武器。
19世纪末，美国迅速从“反殖民的共和国”转向事实上的海外扩张型强权。图为路易斯·达尔林普尔所作的讽刺漫画。
它不仅驱动了美国对拉美的经济与政治干涉，还为美国资本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从得克萨斯独立、美墨战争，到罗斯福主张行使“国际警察”权利的推论，美国不断用门罗主义正当化自身在西半球的干涉和扩张。
罗斯福本人在1901年，将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类比为对南美各国的“门罗主义”。
后来，威尔逊总统更寻求将门罗主义的逻辑推向全球，美国自诩为世界民主和秩序的推广者，以维护“自由”与“安全”为由积极介入欧亚事务，实则为全球化的美国利益铺路。
在二十一世纪，门罗主义的逻辑不仅体现在传统领土与军事对抗，更渗透到金融、科技、互联网和全球舆论等新型空间。美国主导下的金融制裁、科技“脱钩”、数字霸权，以及用“安全”与“价值观”话语塑造虚拟空间，都可看作“二十一世纪门罗主义”的新表现。
美元霸权使美国可以低成本发行美元换取全球真实商品和资源，其他国家则被迫储备美元、购买美债，被动承担通胀与金融风险。图｜央视新闻。
尽管随着帝国体系的压力和多极化趋势，门罗主义面临危机，但其核心思维——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划定空间、排斥异己——依旧深刻影响着我们所处的世界。
二、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时刻”
看见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的张力
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高光登场，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中心。威尔逊带来的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秩序方案，强调国际法与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公开外交、自由贸易等普遍性原则，并设想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国联），以集体安全机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画面上的四位男性被称为“巴黎和会四巨头”，右一为美国总统威尔逊。
这一设想在当时极大提升了美国国际威望，也让美国第一次尝试将区域经验推向全球霸权的高度。但“威尔逊时刻”也将美国长期奉行的“门罗主义”与新提出的全球主义推到了尖锐冲突的位置。威尔逊则试图突破这种空间分割，把美国在美洲的主导经验普及到全球，成为“全球仲裁者” 。
这种全球主义与传统区域主义的张力，在美国国内外都引发了激烈争论。美国国内的政敌认为，加入国联将导致欧洲列强借国际组织干涉美洲事务，威胁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是对门罗主义传统的背叛。最终，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方案未获国会批准，美国也未成为国联成员国，继续通过非正式方式影响全球事务。
一幅漫画讽刺了美国未加入国际联盟所造成的“缺口”。事实上，威尔逊的总体路线就是，既能使美国获得更大的全球事务影响力，又不承担过多国际义务。
与此同时，德国和日本等国则吸收了美国门罗主义的经验，把它当作自身主张区域霸权的合法性来源。德国法学家施米特提出“大空间”理论，主张每个区域应由主导国维持秩序，反对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全球普遍主义。日本则以“亚洲门罗主义”口号推动侵华战争，排斥欧美干涉。
“威尔逊时刻”所带来的讨论，深刻揭示了全球霸权与区域霸权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全球霸权者倾向于用普世原则、全球同质性来正当化自身的领导地位；而区域霸权者则强调多元空间性，将普遍主义视为特殊利益的话语包装。
巴黎和会以来的一百年中，这种张力在国际秩序的演变中反复上演，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 。
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觉醒和思想解放的重要转折点。
三、与“巨灵”展开搏斗
我们仍处在 20 世纪的延长线上
面对“巨灵”的压力，历史上被“擘地”的文明，有的顺应帝国、模仿列强，有的则选择了反抗，力图冲破霸权话语和外来秩序的束缚。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正是在这场思想与实践的搏斗中艰难前行。最初，中国也曾热衷于模仿日本、欧美强国，试图通过自我革新实现“富国强兵”，但随着世界大战、国际格局的巨变，中国走出了不同于“原生压迫者”与“顺应者”的巨变。
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20世纪的延长线上，如何从支配体系中寻找"薄弱环节"并加以突破，有力捍卫自身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仍然是今天中国深刻的现实需要。
上编第一篇论文《“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以“威尔逊主义”的兴衰为切入点，探讨霸权的不同形态如何塑造了不同的“门罗主义”话语：美国自身从区域霸权向全球霸权的转变，带来了对“门罗主义”解释的巨大变化，“西半球”这一地理空间限制被逐渐放弃；而德、日两国则选取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话语作为模范，以对抗迈向全球霸权的美国压力。不明确这一背景，我们就无法精确把握梁启超、伍廷芳、杨度等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所致力于认识的“门罗主义”对象，进而通过对比，凸显出他们自身认知的特点所在。同时，通过对历史先例的探讨，掌握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许多地缘政治冲突。
第二篇论文《“门罗主义”：从19世纪到21世纪》概括了“门罗主义”从最初的形态发展到21世纪的最新形态的历程。本文区分“国内”（domestic）、“国家间”（inter-state）与“跨国”（transnational）三个霸权支配机制得以发生的层面。19世纪的“门罗主义”曾经服务于美国将“国家间”关系转变为“国内”关系的旧殖民主义扩张，但进入20世纪以来，“门罗主义”克服了“西半球”这一地理空间范围的限制，并越来越服务于“新殖民主义”的需要，在“国家间”与“跨国”两个层面建立美国的霸权。从冷战结束延续到21世纪的美国全球霸权，在“跨国”层面有着更为显著的体现。然而，随着全球多极化进程的推进，美国的“全球门罗主义”也面临着诸多国家和文明寻求自主性的挑战。
第三篇论文《“亚健康”的帝国与负重的“本部”》则将目光转向提出“门罗主义”的美国本身，探讨美国内部围绕着“我是谁”所发生的分裂，而核心的争议是：美国究竟是一个世界帝国，还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和领土的民族国家？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希望美国能够学习英帝国建设领土型帝国的经验，但事实上，美国从实施“门罗主义”、经略西半球开始的“非正式帝国”建构，是更为“俭省”的帝国建构道路。但帝国的成本和收益在帝国“本部”分配不均，也带来了帝国“本部”不同政治势力对于是否应当坚持当下帝国形态的争议。理解这种争议，有助于我们思考美国及其塑造的全球秩序的未来。
第四篇论文《“重逢”拉丁美洲：霸权、依附与反抗》聚焦处于“门罗主义”压迫之下的拉丁美洲在探索中建立的主体性。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后，经济上先依附于英国，后依附于美国；拉丁美洲没有成为“世界工厂”，更谈不上从“世界工厂”进一步升级为“世界实验室”。然而，拉丁美洲已经具备这样一种主体性：其内部包含着西方文明的许多因素，却受到现实的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的压迫；它不断地进行着反抗，探寻新秩序的可能性；尽管它尚未走出一条很成功的发展道路，但它的探索与反抗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性的揭示，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运用的重要资源。
下编第一篇论文《移樽施教：伍廷芳与20世纪初美国“门罗主义”的再定位》集中探讨伍廷芳对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门罗主义”再定位的回应。1900年2月，时任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其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中提出，应将美国的“门罗主义”适用范围扩展至菲律宾乃至亚洲。伍廷芳的提议是其“均势外交”思维方式的运用，同时试图通过获取美国的好感，推进美国《排华法》的修改。这可以说是在顺应“巨灵擘地”逻辑的前提下的策略性论述。而美国国内也有学者严肃回应伍廷芳的提议，探讨了将“门罗主义”运用到西半球之外的必要性和实施路径。于是，伍廷芳在无意之中深度介入了美国在赢得美西战争之后关于如何重新定位“门罗主义”的辩论，并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第二篇论文《作为“门罗主义”研究先驱的梁启超》集中探讨梁启超对于“门罗主义”的研究。如果说伍廷芳是从美国直接获得“门罗主义”的信息来源，并对“门罗主义”有非常正面的评价，梁启超则更多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来了解“门罗主义”，并将其与“民族帝国主义”关联在一起。梁启超在旅日与访美期间深入了解并积极译介美国“门罗主义”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话语，勾勒出“门罗主义”从“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到“美洲者美国人之美洲”再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演变轨迹，并很早就揭示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中隐藏的侵略意图，将其与美国的“门户开放”主张一起，纳入“灭国新法”覆盖范围。1916年以后，梁启超在段祺瑞政府中短暂的“亲日时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对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认同。一战之后，梁启超在对巴黎和会的评论中进一步揭示了新国际体系与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的关系。梁启超有关“门罗主义”相关的著述中体现的“非正式帝国”的视野，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
第三篇论文《“无形之瓜分”与边疆的保全：杨度论“门罗主义”》考察杨度对于“门罗主义”的思考。杨度接受了梁启超的诸多论述，对伍廷芳的批评言辞激烈，并进一步以“门罗主义”作为参照系，对中国的边疆危机进行了深入思考。1907年，为回应革命派的建国方案，杨度在其名作《金铁主义说》中想象了一个中国版本的“门罗宣言”，认为革命派的主张将引起边疆民族地区脱离中国并落入列强控制，进而导致内地难以自存，从“内部瓜分”变成“外部瓜分”。杨度断定，革命派没有能力发布“门罗宣言”并加以实行。杨度对于“中国式门罗宣言”的想象，立基于其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与灭国策略的反复思考；这一想象所包含的中国与美洲的政治空间的比较，体现了近代“巨灵擘地”的“空间革命”所带来的理解中国内部民族与地理空间关系的认识框架的深刻转变。
第四篇论文《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从比较的视角来探讨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战国策派”也是思考“门罗主义”的重要知识群体，其将美国在美洲的霸权视为“大力国”（great powers）推进全球统一进程的区域性基础。“战国策派”与一战之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等代表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反对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巨灵擘地”视为不可脱逃之命运，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顺应者”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未能看到一战以来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脱离殖民宗主国独立的历史趋势与政治正当性，因此遭到了与第一波“国竞”思潮不同的舆论反应。
第五篇论文《以“乡土中国”为镜鉴：费孝通论“门罗主义”》则探讨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门罗主义”的考察与反思，同时也涉及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传统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费孝通的这部分论述属于其“三圈”论述的“外圈”部分：“内圈”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思考，“中间圈”是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考察，“外圈”则是他的海外民族志论述，“三圈”研究均运用了“社区研究”的方法。费孝通认识到了美国的“巨灵擘地”行为，但将美国越出西半球的扩张视为对“门罗主义”的背离而非发展，他所认识的“门罗主义”始终与“孤立主义”相关联。但更重要的是，费孝通从“社区研究”的方法出发，关注对象人群的文化特质。他以“乡土社会”为镜鉴，从中国乡土社会的经验出发，通过对中美两国移民的不同特征的比较，推断“门罗主义”源于一种“负气出了门”的心理机制。这一解释在预测美国未来外交政策走向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蹈空。但后人以“乡土社会”为镜鉴，同样可以对费孝通的美国论述“接着讲”，从而深入认识适用范围不断扩张的“门罗主义”中所隐含的美国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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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巨灵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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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巨灵”，不懈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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